梅毅天津人。现居深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研究生毕业后，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，致力于西方资本市场研究工作，精通英、法等外语。曾著有《生命的伤口》、《赫尔辛基的逃亡》等多部中篇小说，并有“伪青春三部曲”——《南方的日光机场》、《失重岁月》、《城市碎片》等3部长篇小说。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《人类行为》(中国社科出版社)。2004年起，梅毅以“赫连勃勃梅毅（赫连勃勃大王）当时当地，如此赫赫战功，《旧唐书·刘仁轨》传中，却只有短短123个字：“于是（刘）仁师、（刘）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。（刘）仁轨乃别率杜爽、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，自熊津江往白江，会陆军同赴周留城。（刘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，四战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，贼众大溃。（扶）余丰脱身而走，获其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，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，一时并降。百济诸城，皆复归顺。”唐朝人1300多年前打得倭寇偃旗披靡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，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，令人切齿嗟叹、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，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“新附军”、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。其实，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，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（今韩国锦江）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，使得倭寇偃旗披靡、一蹶不振。当时，汉军、新罗联军两万多，对倭军、百济联军七万多，真正以少胜多，重创倭夷，且水陆并胜，焚烧倭军战船四百多艘，四战走捷，倭、百联军不战即降，余则仓皇遁走。而且，与明朝抗倭援朝不同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；白江之战，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，完好无损。倭国国内大震，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。心肝胆裂之余，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堑，以防唐军进攻。当时当地，如此赫赫战功，《旧唐书·刘仁轨》传中，却只有短短123个字：“于是（刘）仁师、（刘）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。（刘）仁轨乃别率杜爽、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，自熊津江往白江，会陆军同赴周留城。（刘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，四战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，贼众大溃。（扶）余丰脱身而走，获其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，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，一时并降。百济诸城，皆复归顺。”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七》，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，短短数十字。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，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：又是以少胜多，又是水陆并进，又是“借东风”烧敌船，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，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。 但在唐朝，以及书写新、旧唐书以及《资治通鉴》的五代和宋朝，倭国名气太小，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。当时的大将们，也以平高丽、灭突厥、却土蕃、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，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。当时的中国人，也没多少知道倭国，估计可能吃过倭瓜。当时的唐朝，乃世界性泱泱帝国，天朝，所以对白江之战，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，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。半岛也三国——高丽、百济、新罗与唐朝的关系今天的朝鲜半岛，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、百济与新罗三个“国家”。其中，高丽名声最大，军力最强，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，时慕时倨。隋炀帝亡国，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，致使国内民生凋敝，国力大耗。唐高祖李渊称帝后，对高丽“遣使称臣”并不感冒。他对臣下说：“高丽虽臣于隋，而终拒炀帝，何臣之为。朕务安人，何必受其臣。”当时的高丽国王，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。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，遣使臣献上封域图，表示臣服。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，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，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。高建武害怕，下令国人修建长城千里，准备抵抗大唐。后来，高丽内部政变，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，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，转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，自为莫离支（主兵元帅）。高丽内变，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。“因丧伐人，朕不取也”。太宗挺厚道，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。不久，高丽、百济二国联合，大举进攻新罗。新罗向唐朝乞援。众臣商议，最后李勣力劝太宗征辽。不巧的是，适值辽水泛滥，唐军无功而返。贞观十九年，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，率陆军六万，水军四万，又发契丹、奚、新罗等国兵，进击高丽。由于地理加天气因素，无功而返；贞观二十二年，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，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，想一举击灭高丽。不料，太宗因病崩逝，高丽又逃过一劫。高宗永徽六年（公元655年），新罗国向唐廷告状，说高丽、百济、靺鞨连兵，攻取新罗三十多城。唐廷下诏劝和，不听。作为帝国仲裁者，唐廷于显庆五年（公元660年），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。当时，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，又分西突厥为两部，设昆陵、濛池督护府。北方突厥问题解决，唐朝自然要“料理”朝鲜半岛上蹿下跳的高丽和百济。围魏救赵，断其一方。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，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。此战，唐军平灭百济，收其王都、三十七郡、三百城，户口七十六万。唐朝在百济设熊津、马韩等5个都督府，择其酋长管治。倭奴自送死——百济的“复国”活动灭百济后，唐朝大军振旅而还，留下卫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，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。赴任半途，王文度病死，诏以刘仁轨代之。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，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，萌生贼心，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，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。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，擒送长安，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。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之间，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，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。倭人不自量力，想搅蹚浑水讨便宜，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，准备帮百济“复国”，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。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，是齐明“天皇”，还是个娘们儿。估计是顿遭天谴，不久，这个女王就死掉了，其子继位，号为天智“天皇”——其实是“无智天皇”。继位新“天皇”迫不及待，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。有了扶余丰这个“幌子”，百济西部诸城纷纷据城造反，支持扶余丰。众军相聚，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。唐廷下诏，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，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。唐、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，直杀百济城。百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，刘仁轨率众猛攻，百济军不敌，堕溺而死者一万多人。道琛等人大败之下，退保任孝城。不久，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，道琛被杀。扶余福信并其兵马，招诱亡叛，势力渐大。刘仁轨、刘仁愿二人合军后，休整士伍，准备再战。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，提前还军。高宗龙朔元年（公元661年），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，攻打高丽。平壤城下，又遇大雪酷寒，唐军不得不重演“班师”一幕。高宗下诏给刘仁轨，指示说应该见好就收，马上回国。刘仁轨上表，表示说唐军应该坚守观变，不能随便撤军。高宗君臣仔细研究，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，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。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。刘仁轨先出奇兵，首发制人，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（今韩国镇岑县）。唐军连夜奇袭，一举攻破此城后，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。另一个好消息传来：果如刘仁轨所料，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，两人火并，扶余福信被杀。杀掉扶余福信，扶余丰连忙派使，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。高丽没啥大动静，倭国却迫不及待，他们也效“围魏救赵”之计，派兵数万进击新罗，攻取数城，然后直扑百济旧地。唐廷没敢大意，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。两军会师百济城，兵威大振。唐军诸将议事。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。刘仁轨不同意，主张先攻周留城（今韩国扶安）。于是，刘仁师、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，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，从熊津江出发，水陆并进，直趋白江口，准备合军直捣周留坚城。高宗龙朔三年（公元663年）八月，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。很快，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。那个时候，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，技术方面落后得很，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，唐军箭雨之下，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“火烧赤壁”之事，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、兵书，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，被唐军连发火箭，顺风投火，一时间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。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，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。海上大败，百济、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、新联军的进攻，被杀得人仰马翻。扶余丰脱身而逃，唐军最终缴获了他的宝剑。最后，这个“百济王”竟不知所之，人间蒸发了。周留城内据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，率城内守军、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，乖乖投降。此后，百济诸城，皆复归顺。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，都乖乖地诣刘仁轨军营投降。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，威震朔方。刘仁愿回长安后，高宗向他询问情况，这位大将不专功，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。高宗大加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，授他带方州刺史，并赐京城宅一区。本来，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的时候，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，因中途遇风失期，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，被削夺官职，以白衣随军自效。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，倭奴渡海送死，白江口一役，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刘仁轨乃文官儒将，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。